当下中国正处在一个被学术界称之为需要进行文化和政治重建的历史时期。中国穆斯林在中华民族的汪洋大海中生活，作为中国人他自然就成了中华民族的一员，也自然要受到中华文化和政治的影响，他无法回避现在的亦还是将来重建的中国文化和政治的制约，但作为穆斯林，他要继承和弘扬伊斯兰文化传统，也自然回避不了伊斯兰世界文化思潮的影响和制约。由此，他必然要身陷在多难抉择的处境当中--无法拒绝中国当下文化和重建文化的影响，也无法拒绝前往沙特、巴基斯坦、伊朗、叙利亚等国留学生在各自所留学国带来的文化思潮的影响，更无法拒绝中国经学院式传统思想的影响。
据我所知，目前从不同国家取"经"回来的留学生的思想分歧很大，有的甚至是互相敌视的，同时国内在不同清真寺或阿语学校毕业的阿訇的思想也不尽相同，因此如果未来我们不能通过对话来沟通和化解这些公开的和潜伏的教派分歧和分裂，那么当外部挑战强烈时，高级卡菲尔和高级母恼非格就会利用穆斯林教派分裂的本质顺水推舟使我们的传教努力正负抵消为零。
未来，摆在中国穆斯林面前的考验是： 因着中国历史惯性与世道的更改，处在东方的这个神州大地，无可阻挡正在恢复大国信心，注定将走进传统理想所设定的轨道，在自身强大的同时寻求兼济天下--这样的历史时刻，如果我们穆斯林没有对中国文化和政治重建的过程这一机会予以很好地利用和把握，使伊斯兰文化与中国政治形态的跃迁在自洽于己的同时相利于中华，那么将来被挤压或同化的风险也许将超越我们现在所能想象的。但需如何最大程度地避免风险，使伊斯兰在中国文化与政治重建的过程中被良性的氛围和路径相容或吸纳不被排斥？我感觉这无疑将是一件无比复杂的事情，将经历无比艰苦的心路历程，不过在所有需要引起重视的环节中，我所尤为关切，也可能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乃是要发现、培养与形成一个新时代的，能够熟练进行理论思考，具备把握大方向、解决大问题能力的学者群体。以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未来重建文化和政治形态的挑战以及穆斯林内部传统教派和新增"分歧"的分裂危险，避免两难处境或多难处境的困扰。
一个国家民族或文化的兴盛或复兴必将意味着一个活跃的学者群体的生长与出现，它与国家制度和文化的跃迁相辅相成，一方面，国家制度和文化的跃迁将为一个具有卓越影响力群体的生长提供可能，另一方面，精英群体旺盛的创造欲望和创造能力，也为国家制度和文化的跃迁产生动力。从国家制度和文化创新与学者精英生长的双向影响结构来看，当下中国穆斯林学者群体的生长环境从外部看有了一个有利的机会：中华民族精神数千年的固有传统文化已被"五四"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打破，但新文化运动又没有担负起解救中国人民走出其民族理念文化控制下的精神苦难和物质苦难，因此中国人还需寻找一种必须具备并予以诉求之"灵"与"肉"的抗争与拷问的成熟宗教，以促使人们求得道德自律、精神升华、灵肉净化、灵魂归宿并具有终极人文关怀之精神理性的追求，以解救中国人的精神苦难；同时中国人还需寻找一种能打破"官本位"等级制的政治文化，让社会和民间人力资源与统治机器之间出现良性互动关系，实现"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政治局面，以解救中国人的物质苦难，即本文开头提到的中国正处于一个进行文化和政治重建的历史时期，显然这个时期给我们发展伊斯兰学术、创建伊斯兰理论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但从穆斯林传统文化观念、民间思维模式和文化创新与学者精英群体生长的双向影响的内部结构来看，当下中国穆斯林学者生长环境并不乐观。这里面的主要原因，以愚陋见，大概是当下中国伊斯兰学术资源与民间宗教层的思想断裂问题，二者沟通起来非常困难。
我们知道中国伊斯兰只有延续历史的传统和模仿海外的传统，缺乏当下的思考与建树，宗教阶层对汉语本土解说存有较大的提防心理，按张承志的说法我们的民族有陷自己的精英代表人物于困境的劣根性，按地平线一期文章《今伊斯兰学界战士安在》的说法，我们有"对优秀人才怀有本能的仇恨和恐惧，一旦有优秀人才展露头脚时，我们生活的每个环节都杀机四起"。因此我们从整体上不具有产生学者群的内部条件，我们共有的不成气候的、急功近利的小商意识和极其浓厚的小农意识，严重的排外意识，闭关自守，墨守成规和对学者的狭隘理解，对学者知识局限在形而上的定位，把形而下知识从宗教领域中剥离的传统性阻碍了真正意义上的学者的生长和发育。
作者：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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